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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运格局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来源:网络日期:2026-05-01 浏览:

  根据英国著名船舶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Lloyds List)数据,美伊冲突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船舶约120艘,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行船舶量急剧跌落到战前的10%左右。随着4月13日特朗普宣布封锁海峡,滑落到4艘/日,14日更是达到2艘的最低值,25日船只通过量略有回升,但仍维持低位。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美伊冲突于2026年2月底爆发后,达飞海运(CMA CGM)、赫伯罗特(Hapag-Lloyd)、马士基(Maersk)、地中海航运(MSC)先后发布公告,发出诸如“暂停通过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绕行好望角”“暂停部分订舱”“提前卸货”等指令。截至发稿前,上述公司的好望角绕行方案仍在执行,公开信息层面未见大规模恢复苏伊士运河通行的迹象。

  对国际主流船东而言,航线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就已经是“必答题”而非“选择题”。2026年的美伊冲突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此趋势,或者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这样做的决心。

  据BIMCO数据,红海危机期间的2024年四季度,苏伊士运河集装箱船通行量较2023年四季度下降了86%,到2025年11月,当月通航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船120艘,远低于2023年10月冲突前的583艘;美伊冲突爆发后的2026年4月,集装箱船日均通行量也仅为4艘,占比为10%左右;而LNG船通航量更是从2023年的819艘,急剧降低至2025年的282艘。

  市场信心一旦消失,衰退便很难抑止。2023年,苏伊士运河收入达1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次年即锐减至40亿美元,2025年也仅有42亿美元。用波罗的海航运公会(BIMCO)首席航运分析师尼尔斯拉斯穆森(Niels Rasmussen)的线年第一周,苏伊士运河通行量仍比2023年同期低60%。”更不用说美伊冲突后的惨淡数据了。

  据英国著名的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海运与航空业务主管尼尔罗伯茨介绍,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航运保险经纪和伦敦市场的普遍报价约为船舶价值的0.2%—0.3%,冲突升级后,保险费用迅速上调至1%到3%,而据劳合社数据,部分高风险航线%。

  简单算笔账:一艘船值2亿美元的超大型集装箱船,战前保费约为60万美元出头,冲突后按最高7.5%费率测算,保费可达1500万美元。这也就不难说明,为什么在航运咨询公司Linerlytica2024年初的统计中,有354艘集装箱船(占全球船队16.4%,亚欧航线%)选择绕行好望角了。即使到了2025年底加沙停火后部分航运复航,全球总运力的8%仍选择绕行。据世界航运理事会(WSC)和Alphaliner数据,2025年全年,7500TEU以上大型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河的通行量仅为2023年水平的5.7%,即超九成大型船舶已绕行好望角。Clarksons Research数据,2026年初仍有超80%的集装箱船避开红海,全面绕行好望角。到目前,这个数据只会更夸张。

  绕行推高了综合物流成本。在运力紧张阶段,船东可通过燃油附加费、战争风险附加费等形式向货主分摊部分增量;但在处于运力过剩周期的当下,运价下行压力下,船东需自行消化相当比例的绕行成本。2025年底加沙停火后部分航线复航,运价迅速回落,即说明运费本质由供需决定,而非成本简单转嫁。对有类似属性的LNG船,绕行同样是其几乎唯一的合理选择——航运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航线的转换,主因当然是地区局势的不稳定。那么,如果局势稳定下来,中东地区的航线能不能完全恢复呢?

  非洲港口则因绕行红利而繁荣:航运与燃料企业纷纷在南非、、毛里求斯、摩洛哥等布局补给与港口业务,当地燃油销量与船舶挂靠量激增,摩洛哥丹吉尔港2025年吞吐量增长8.4%,成为非洲最大集装箱港。美伊冲突后的2026年3月,南非Transnet国家航务局数据显示,绕行好望角的船舶数量较2025年同期再次激增112%。

  按照Xeneta首席分析师Peter Sand测算,绕行好望角已从全球约3,400万TEU船队(2026年初数据)中吸收约250万TEU有效运力,约占全球运力的7%。这些被吸走的运力,其实质是被更长航程消耗而非用于运输更多货物,从而缓解了上述运力过剩对运费的下压作用。一旦航运公司决定恢复通航红海,这部分运力将被“释放”。其后果,用CZapp分析师的表述即“消除了运费的最后支撑之一”。

  第四点是风险溢价的固化。一个基础认知是,保险市场由“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驱动,这种感知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出于航运保险市场厌恶风险的惯性,即使中东危机解除,保险市场对苏伊士运河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征收“历史风险溢价”的概率仍然很高。多重权威信源显示,保险市场定价逻辑已从“偶发事件”转向“持续性/结构性风险”,即使危机解除,保费仍可能维持结构性高位。

  第五点即路径依赖。如前所述,好望角额外吸收了7%的全球运力——目前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而全球船队结构、港口投资、保险产品等一系列部署,均要围绕此基准重构。一旦新航线形成稳定的港口-腹地-客户连接,切换成本将变得十分高昂。这意味着,即便中东局势缓和,航运商们也未必全量回归——新形成的成本结构与客户习惯已产生了足够影响力。

  一个可以部分借鉴的历史先例是,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后,苏伊士运河被关闭,直到1975年才重新开放。期间,为摊平绕行好望角的成本(单位运输成本随船舶吨位增大而显著下降),航运业快速转向超大型油轮(VLCC)与好望角型(Capesize,该船型在上世纪70年代初出现)船舶建造,推动并加速了战后船舶大型化浪潮。1967年运河关闭后,VLCC订单占比跃升至83.4%,部分船型因尺度与彼时运河存在适配性矛盾,形成了绕行的经济理性。

  从中国角度看,不可否认的是,绕行好望角在短期内确实推高了中国出口物流成本、拉长交货周期,对部分中小企业造成资金与履约压力。但另一方面,航运格局的剧烈动荡并非单纯的负面冲击。相反,红海危机与美伊冲突接连冲击全球航运通道,倒逼航运业走向“更长航线、更多元通道、更重韧性”,也恰恰为中国提供了航运枢纽升级、造船产能释放、通道多元化布局三大战略窗口。

  与巨头们撤离的中东通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马六甲海峡为核心的亚太通道始终保持稳定通航。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MPA)和马来西亚海事局数据,2024年马六甲海峡通航船舶超8.76万艘次,2025年更突破10.2万艘次创历史新高。航运媒体Shipco Media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排名,全球前十港口中中国占据六席,上海港以5506万TEU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前三。UNCTAD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港口作业效率排名中,表现最佳的经济体全在亚洲。

  航线重构下,亚欧航线首挂靠港高度向中国港口集中。Gemini Cooperation的5条亚欧航线均以中国港口(上海、宁波、青岛、盐田、南沙)为亚洲端唯一或首要挂靠港;MSC 2026年亚欧航线网络中,上海、宁波、盐田为绝对核心(覆盖超85%航线),青岛、南沙为重要支点;Ocean Alliance 2025年DAY9产品网络部署7条远东-北欧干线条首挂靠港为中国港口(青岛3条、天津2条、上海1条),亚洲段挂港覆盖青岛、天津、大连、上海、宁波、厦门、盐田、香港等中国核心港口。巨头们“用脚投票”,表明中国港口的枢纽地位与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亚欧贸易主通道的核心支点。

  航运格局重构不仅是航线地理的重新绘制,更是运力结构的被迫调整。绕行好望角使亚欧航线次,为维持周班服务,船东必须以更多船舶、更大吨位填补效率缺口。据MDS Transmodal估算,仅亚欧航线m TEU舱位空间,相当于200艘船舶。Alphaliner分析指出,红海危机“人为”催生了额外运力需求,部分缓冲了运力过剩风险——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进一步促生了2024-2026年的新造船周期。

  这一逻辑直接体现在新接订单上。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及克拉克森数据,2025年中国船厂新接订单量占全球约70%,稳居世界第一,其中大型集装箱船领域接单量全球领先,17.4万立方米及以上LNG船沪东中华手持订单量全球第一。这并非单纯的产能规模优势,而是航线重构压缩了船东观望空间后的时间窗口红利。当韩国船厂交付周期拉长至2028年后,全球船东的技术路线选择越来越依赖中国船厂稳步提升的工艺能力。绿色燃料船舶的设计规范、配套标准乃至认证体系,均正向中国倾斜。

  通道多元化的战略备份价值也在危机中得到验证。2024年中欧班列开行1.9万列,发送货物207万标箱;跨里海南通道运量占比提升,成为多元布局中的补充支线。它虽不能在运力上与海运相比,但可作为“应急备份”发挥作用。北极航道仍处远期愿景阶段,中船集团已承接多型冰区加强型LNG船订单,为未来商业化储备技术能力。

  也许,这场危机终将告诉世人,真正的航运主导权,从来不看谁扼守了地理上的咽喉,而是看谁掌握了航线、物流、供应链,掌握了庞大国民经济向新向实的底气。对中国航运业而言,必须学会适应航运格局“新常态”,直面行业风险、用好手中“王牌”,锚定高质量发展这条康庄大道,以“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定力,在未来全球航运格局中占据更主动、更稳定、更具韧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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