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快递、外卖等典型新业态行业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为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用工成本,普遍采用外包、合作等灵活用工模式,将基础性用工事务交由第三方服务商承担,由服务商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种模式下,平台往往通过多家服务商或关联公司轮换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同一劳动者在保持工作岗位、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关系名义上的主体发生频繁变更。该类行为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时,能否将劳动者在不同主体下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本文结合一则典型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该案例入选2025年度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
某物流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2日,其表示自成立后即负责“某速运”在青浦区的业务。
2023年11月10日,肖某填写了员工入职信息表,并与某物流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23年11月10日至2026年11月10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肖某的工作岗位为组长。肖某工作至2024年3月。某物流公司向其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24年3月21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肖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员工行为规范》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某物流公司通过公司系统对肖某进行考勤管理。根据肖某2019年2月21日至2024年4月1日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自2019年3月起有数家单位陆续按月向肖某转账薪酬或工资等,其中2023年11月起由某速运集团有限公司(某物流公司系其全资子公司)转账发放工资,肖某的工资发放至2024年2月,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期间的工资发放金额分别为:13,506元、23,710元、15,632元及12,603元。某物流公司为肖某申报了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的个税(此前由其他单位申报),申报的月收入分别为:14,972元、13,420元、17,066元、14,057元,2024年1月还申报了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11,974元。
肖某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其他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了2020年4月至2023年10月的社会保险费,某物流公司为肖某缴纳了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
肖某的用工登记信息显示,某物流公司为肖某办理了开始日期为2023年11月1日、结束日期为2024年3月23日的就业登记信息。
肖某在庭审中表示,其2019年2月25日进入“某速运”,至某物流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止,一直在“某速运”上海市青浦区网点从事快递取送业务,工作岗位未发生变动。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时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
某物流公司则表示,肖某于2023年11月10日进入某物流公司处工作,此前其为本公司的外包公司工作,其何时进入外包公司工作不清楚。公司在二审中提交某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与肖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肖某签字的《员工离职申请表》和《离职交接表》,可以证明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时工作年限不应连续计算。
肖某以某物流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一审法院认为,某物流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对于工作年限及工资标准。双方对于肖某的工作年限主张不一。肖某主张其工作年限应自2019年2月25日开始计算,并为此提供了某物流公司系统截图予以佐证,某物流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结合上述系统截图中显示的原告直属领导信息与某物流公司提供的2023年12月工资明细中的原告直属领导信息一致,以及被告在仲裁时认可原告在2023年11月10日之前为某物流公司的外包公司工作等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系统截图信息予以采信,并对原告要求工龄自2019年2月25日起连续计算的主张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一、某物流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肖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1,648.44元;二、某物流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肖某2024年3月工资差额11,520.10元。
上海二中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肖某是否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从而在赔偿金中连续计算工作年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
某物流公司上诉称应当按照肖某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计算赔偿年限,肖某在入职某物流公司之前与案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提供了肖某与案外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离职申请表和离职交接表。对此,上海二中院认为,肖某主张其于2019年2月25日进入“某速运”,至某物流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止,一直在“某速运”上海市青浦区网点从事快递取送业务,工作岗位未发生变动,并提供多张“某速运”系统截图用以证明其主张。上海二中院认为,系统相关数据掌握在某物流公司处,作为离职员工的肖某在诉讼过程中难以接触并取得相关原始载体,其向法院提交系统截图,已尽到劳动者的初步举证责任,某物流公司对系统截图的真实性虽不予认可,但未作出合理说明或提供证据予以反证,故本院采信肖某关于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主张。对于某物流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虽然有肖某本人的签名,但肖某亦提供《员工离职申请表》照片,其中落款处未具明离职时间,肖某主张并非本人主动离职,且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且某物流公司并未详细说明相关合同签订及表格填写时的具体情形,不符合劳动者从一家单位离职、再进入另一家单位工作的正常行为逻辑,故本院对某物流公司基于该组证据的主张不予认可。鉴于在案证据表明肖某自2019年2月25日至某物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其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始终从事“某速运”快递取送相关业务,即使此期间肖某的社保和工资由不同单位进行缴纳和发放,均不影响其实际用工单位为某物流公司这一事实的认定,符合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计算赔偿金时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的情形。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非本人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变动的司法认定展开探讨,旨在厘清在新业态用工背景下工作年限连续计算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实践中,用人单位通过换签劳动合同等方式使劳动者与不同主体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已非常普遍。尤其在快递、外卖等行业,平台企业为规避用工风险、减少长期雇佣带来的经济补偿压力,往往通过更换签约主体的方式切断工龄的连续性。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是否可将劳动者在不同用人单位下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成为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
本案中,劳动者肖某的实际用工主体始终为某物流公司,长期从事快递收派服务,但其劳动合同先后与多家单位签订。在肖某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认定某物流公司应支付的赔偿金时,其工作年限是否应当连续计算成为合议庭分歧的焦点。
一种观点坚持工作年限不应连续计算。其理由在于,各家外包或派遣单位之间通常并无股权或控制关系,部分单位系通过公开竞标方式获得业务承包资格,法律上属于独立法人。若强制其后一单位承接劳动者在前一单位的工作年限,不仅缺乏合同依据,也可能导致其承担超出预期的经济负担,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该案中,某物流公司提交了肖某与案外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其本人签字的《员工离职申请表》,这些证据显示肖某系“主动离职”后重新应聘入职,故公司主张不应为其在前单位的工作年限“买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尽管劳动合同签订主体发生变更,但肖某的实际用工主体始终为某物流公司,其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管理规则均未发生实质性变更。公司所提供的离职申请材料仅为形式证据,未能充分证明系肖某真实意愿下的主动离职。从立法宗旨来看,《劳动合同法》侧重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新业态用工普遍化的背景下,应防止企业通过关联公司或合作商轮换签约这一安排,架空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权利。因此,应从实质关系出发认定工作年限连续计算。
工作年限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经济补偿、赔偿金以及带薪年休假、医疗期等福利待遇的计算,是劳动关系中一项重要的持续性权利。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必须对工作年限是否连续计算予以明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该条文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了工龄连续计算的基本规则,即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发生单位变动时,原单位工作年限可以合并计入新单位。但其仅规定了原单位已支付经济补偿时新单位可不予计算的情形,对原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时应如何处理并未规定,需要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解释(一)第四十六条进一步回应了上述问题,并列举了五种应当认定为“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变动用人单位的情形:
1. 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该条司法解释旨在排除劳动者因个人主动辞职或跳槽至新单位的情形,强调只有在单位主导的劳动关系变动中,劳动者权益不应因合同签订主体的变更而受损。其立法本意在于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关联企业或合作单位之间的转换,规避连续工作年限产生的法定义务。
尽管解释(一)第四十六条对“非本人原因”变动用工主体作出了类型化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但其条文内容继承自201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历时已久难以完全适应新业态下快速演变的用工形态。
首先,新型用工关系——如众包、网约配送、平台接单等——往往不具备传统劳动关系的典型外观。劳动者可能同时接受多个平台派单,工作内容碎片化、地点灵活多变。在此背景下,如何认定“同一工作场所”或“同一工作岗位”存在较大解释空间。例如,外卖员配送区域的变化、快递员从派件转为揽收,是否属于岗位或工作内容“实质性变更”,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
其次,有观点认为,该条规定仅仅从用工形式外观来界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难免存在误差。例如,第一种情形未明确劳动合同主体变更的推动主体是单位还是劳动者;第四种情形未界定“关联企业”的认定标准,究竟是基于股权控制、实际控制人同一性,还是业务协同性亦未明确。这导致不同法院在裁判时可能采取宽严不一的认定标准。
因此,在典型情形中,法院可直接适用前述四项明确规则;而在前四项明确规定未覆盖的情形,尤其是争议较大或新出现的非典型用工场景中,则需依据第五项“其他合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
在新业态劳动用工背景下,认定是否属于“非本人原因”导致的用人单位变动,需超越劳动合同的形式表征,重点考察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及真实意愿,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法院应综合考察劳动者岗位、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是否具有连续性及一致性,以及是否始终接受实际用工单位的管理。如果劳动合同签订主体虽发生变更,但劳动者持续在同一场所、岗位工作,工作内容未发生实质改变,并始终接受实际用工单位的指挥管理,如无充分反证,则应认定为“非本人原因”。特别在新业态背景下,对“同一工作”应作广义理解。以快递行业为例,劳动者从A区调至B区派件,或从派件岗调整至揽收、分拣等岗位,只要仍属同一品牌快递业务体系,且区域业务由同一公司运营,所从事工作内容不存在重大差异,即可认定工作具有连续性。此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调度、评分体系、标准化培训等方式对劳动者实现实质劳动管理,应倾向认定其为企业用工的延伸,而非单纯第三方外包用工。
法院需借助在案证据还原劳动关系转移过程是否自然、是否符合一般离职再入职的行为逻辑,注重审查离职表、离职证明、招退工手续、入职登记及劳动合同等材料,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判断劳动关系的变动是否体现劳动者自由意志。如有证据表明变动系受单位要求、暗示或制度性安排所致,例如单位统一要求签署空白离职文件、承诺工龄连续但未写入合同等,则应认定属于“非本人原因”。
很多情况下,劳动者在转换签约主体时并未意识到其法律后果,或者出于维持工作的需要被迫配合公司的安排。此时,若仅以形式上签订了离职文件就认定属“本人原因”,将有悖于实质公正。
依据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一般而言,对于劳动者的工作年限,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但是对于劳动者“非本人原因”变动单位,不能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本案中,用人单位已提供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劳动者则提供在劳动合同之外,其存在连续工作的相关证据。解释(一)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本意是要将劳动者主动辞职或跳槽到新用人单位的情形排除在连续计算工作年限的情形之外。因此,司法审查的重点因放在何种原因导致劳动者的单位发生变动,是“本人原因”还是“非本人原因”。鉴于劳动者在举证能力上处于弱势,当其提供基础证据(如工作记录、工资支付主体、管理关系、同一管理人员安排工作等)后,用人单位需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反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从理性逻辑看,若工作岗位、地点、待遇等核心要素未发生显著变化,劳动者通常缺乏主动更换用人单位的动机,此时应加重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只有当用人单位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劳动者从前一用工主体换到后一主体的过程自然合理,符合一般人的行为逻辑,方可采纳用人单位的诉讼主张。
本案中,用人单位虽提交了有肖某签名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主张其系主动离职,但肖某提供证据表明其工作地点、岗位及管理人员未变,并指出离职申请表中未载明离职时间。用人单位未能就换签合同的背景和程序作出进一步说明,法院最终认定劳动关系变动不符合劳动者真实意愿,属“非本人原因”,工作年限应予连续计算。这一认定符合当前司法实践加强保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趋势,体现了穿透式审判思维对复杂用工形式的回应。
在新业态劳动用工模式下,平台企业通过多家服务商轮换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现象日益普遍。审理此类案件时,应着眼于劳动关系的实质,识别劳动关系的变动是否源于用人单位的主导行为,重点审查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和真实意愿,避免企业通过形式上的用工安排规避法定责任。未来应进一步关注新业态就业的特征,如平台算法控制、数据监控、以在线规则替代直接管理等因素,重新审视“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关联企业”等概念的认定标准,增强法律适用对新就业形态的回应性,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新业态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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