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7日,在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与“海丝”内陆起始地考古成果分享活动上,来自多省市的领导嘉宾、考古机构专家、文物部门代表和非遗传承人等汇聚一堂,多角度探析了龙泉窑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角色和贡献。专家们从内陆窑址、运输通道、沿海港口到海外市场、沉船考古的全链条解读,立体呈现了龙泉窑与“海丝”的深厚联结,系统论证龙泉窑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确认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内陆重要起始地。
郑建华在活动中以“一个中心三个地”的定位,深度阐释了该遗址的核心价值。“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是古代重要的瓷业生产中心,是龙泉青瓷生产核心区,也是龙泉青瓷外运的重要起始点、青瓷外销的重要生产地、青瓷制作工艺的重要输出地。“考古实证和历史逻辑都证明了: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内陆重要起始地。”郑建华说道。
据郑建华介绍,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作为青瓷外运的重要起始点,依托瓯江黄金水道构建了高效物流网络。考古发现的“金村码头遗址”印证了当年的运输脉络,青瓷从生产地出发,经瓯江支流汇入主航道,最终抵达温州朔门古港扬帆出海,亦或是沿着沿海航道运往国内各地市场,形成了内外联动的物流格局。
在海外贸易中,该遗址更是青瓷外销的重要生产地。印度相关遗址、福建漳州圣杯屿、广东南海Ⅰ号沉船等海内外重大考古发现中,均出土了海量大窑、金村窑生产的青瓷,其贸易足迹遍布亚、非、欧广袤大地,成为古代海上贸易繁荣的实物佐证。值得一提的是,龙泉青瓷在西方社会享有独特地位,有一个专用名叫“雪拉同(Celadon)”,这一名称随龙泉青瓷的传播传遍欧洲,并沿用至今,足见其当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力。
此外,这里还是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重要输出地。自北宋中晚期起,龙泉青瓷的技术体系逐步向福建、江西等地辐射扩散,元代进入传播高峰,更远播至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东地区,诸多海外窑厂纷纷效仿仿制,成为中外技术文化深度交流的生动见证。
今年年初,国家文物局更新批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窑龙泉窑遗址凭借“海上丝绸之路浙江段”“中国古代瓷窑遗址”双重身份,拿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双“入场券”,千年瓷脉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有了更坚实的注脚。
“对于龙泉而言,此次成果发布既是至高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郑建华表示,未来龙泉需聚焦两大核心任务:一方面,扎实推进基础研究与保护展示工作,以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保护措施、创新展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青瓷匠人充分发挥传承与创新的核心作用,与考古学家携手开展实验考古,通过烧柴窑、使用本地原料等传统技艺,验证古代遗迹遗物的相关阐释,同时主动投身文化宣传,让龙泉青瓷的传奇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为申遗注入鲜活的民间力量。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通道,宋元时期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促使海外贸易达到了鼎盛阶段。陈浩表示,大量的龙泉窑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行销至世界各处,主要有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重要港口、国家和城市等,沉船和出水文物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陈浩重点介绍了漳州圣杯屿沉船考古成果。圣杯屿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圣杯屿海域,沉船表面散落了大量的瓷器。沉船遗址第2层主要堆积了龙泉窑瓷器,沉船残存有10个舱,南侧的几个舱埋藏比较深,因此保存得较好。3个仓就出水了1万多件龙泉青瓷,比前面7个舱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
据陈浩介绍,2022—2023年圣杯屿沉船共发掘出水文物1.7万多件,其中龙泉青瓷达17196件,主要以碗、盘、碟、盏为主,还有高足杯、香炉、洗、钵等器物,多是生活用品,油碗数量最多。部分瓷器上刻有文字,如年年有余,为研究龙泉瓷外销提供了重要材料。
陈浩提到,福建沿海出水龙泉青瓷的沉船有很多。现在已经发现40多条各个时期的沉船,宋元时期的有将近20条,大部分宋元时期的沉船都有龙泉青瓷出水,最晚的明代中期石屿二号沉船也有。沉船位置从福建最北端的宁德,一直到福州、平潭、莆田、漳州等地,都有龙泉青瓷的出水。如福州福清东壁岛沉船、长乐东洛岛沉船水下遗址、大练岛西南屿宋代沉船、福建北土龟礁一号沉船等,都有运载龙泉窑青瓷。大练岛沉船属于元代,但是货物种类跟圣杯屿完全不同,圣杯屿以碗、小碟、小盘为主,大练岛以大盘为主,还有小罐、双鱼洗和少量碗。
在福建沿海的宋元时期沉船中,发现了大量龙泉窑青瓷,这些瓷器涵盖碗、盘、杯、盏、罐、瓶等多种器型,典型代表包括莲瓣碗、双鱼洗、龙纹大盘、高足杯等。这些青瓷从温州港出海,向南通过福建沿海,可能会在福州港、泉州港停靠分装货物,再起航外销至东南亚、南亚、中东及东北亚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反映了宋元时期龙泉窑的繁荣及其与福建沿海港口的密切贸易关联,印证了中外文化与贸易交流的历史。
陈浩还介绍了龙泉青瓷的出海航线。从瓯江流域温州港出发,向南航行,经过福州港,到泉州港。之后有两条不同的航线,一条东洋航线向东南行驶,经过澎湖列岛到台湾岛南部再到菲律宾;另一条是较传统的西洋航线,顺着海岸线继续往西南航行,经过广东,过七洲洋,再到越南。
元代汪大渊的《岛屿志略》,明确记载了台湾的物产包括龙泉青瓷,可以推断出至少在元代就已经有从福建闽南沿海到台湾,再到菲律宾的成熟航线。从古代文献记载的海上航线,到沿海沉船的考古发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龙泉青瓷从瓯江出来,到温州港出海,顺着海岸线航行,一直行销到世界各地的路径。
宋元时期,独特的青瓷美学,精湛的陶瓷工艺,成熟的海上贸易通道,政策的支持等,都是龙泉青瓷大量销往海外形成天下龙泉的重要原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始终是驱动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原动力。
陈浩表示,毫无疑问,宋元时期龙泉青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商品,是当时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文化纽带。
冀洛源以海外考古视角,带来了“故宫博物院印度考古项目所见龙泉青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专题分享,通过丰富的考古发现与实证研究,生动勾勒出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图景与文明对话印记。
据了解,故宫博物馆印度考古项目缘起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2014—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项目合作,以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史料为目的,得到了多省市文博机关、科研单位的支持。此后,故宫博物院印度考古工作组多次赶赴印度,对印度多处出土中国文物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发掘及学术交流活动,系统整理了印度多处出土中国文物的遗址、遗物信息。
冀洛源重点介绍了印度三处关键遗址的龙泉青瓷考古发现。第一处是位于印度首都德里的旧堡遗址,作为莫卧儿王朝时期的高等级城址,其文化层中出土了包括青釉刻划花纹大盘在内的龙泉青瓷,部分器物带有官器特征,部分还被刻上印度皇室成员名字,成为皇室收藏品,直观见证了元明时期中印宫廷间的文化交流。
第二处是地处德干高原的马杜赖。这座沟通印度东西两岸的交通节点,通过海路与陆路双重渠道,成为龙泉青瓷在南印度传播的重要枢纽。作为宋元时期马八儿国的重要都城,其政府博物馆藏有大量宋元时期龙泉青瓷标本。多型青釉小罐的集中出土,表明中国瓷器已深入南印度普通聚落与寺院,反映出当时贸易交流的细化程度。
第三处是印度西南沿海的奎隆港口遗址,该港口展现了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水下遗址分布面积与现代港区相当,埋深6—9米,2014年考古发掘出土万余件遗物,其中中国文物达1600余件,龙泉青瓷占据重要地位。结合文献考证,奎隆港口自10世纪起便见于中国古籍记载,两宋至元明初时期,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中国货物经此转运至中东、北非等地,印证了其作为亚欧海运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三处遗址的综合分析,冀洛源总结了龙泉青瓷在印度的传播规律:出土范围遍布印度南北及内陆、沿海地区,遗址涵盖都城、宗教中心、港口等多种类型,年代集中于13—17世纪,器物既有高端官器,也有大量日用碗盘。值得关注的是,龙泉青瓷不仅是普通外销商品,更成为过境贸易的重要商品。此外,大量仿龙泉青瓷的出现,表明龙泉青瓷在海外的传播,也逐渐影响到了中国乃至东南亚多地的窑业发展。
冀洛源表示,这些考古成果印证了宿白先生等学者早年关于龙泉青瓷在印度传播的研究论断。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中国外销瓷,清晰勾勒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完整线路,这确立了龙泉窑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内陆重要起始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张志清以内陆枢纽考古视角,系统介绍了太仓樊村泾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在龙泉青瓷贸易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张志清介绍,樊村泾遗址在太仓古城之内,位于樊村泾两岸,一条河道贯穿整个遗址。2015年12月,在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中被发现。2016年1月至4月,对相关区域进行了调查与勘探。勘探结果显示,地块北部保存较好,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南部破坏较为严重,北半部发掘了一万五千多平方米。
遗址主要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龙泉青瓷,兼有景德镇枢府瓷、青白瓷、青花瓷,磁州窑瓷器等。此外,还出土了50多件高丽青瓷以及部分明清时期遗物。经近年整理,除原址保护部分外,提取出的遗物总量约达300余吨。整理发现,出土遗物类型丰富,其中龙泉青瓷占比至少90%以上。这些龙泉青瓷主要出土于大型房址中,呈密集堆积状态,以碗、盘、高足杯、香炉等器型为主,型号多样。最密集处,在10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1.4吨同类盘子。
“出土遗物基本涵盖了元代龙泉青瓷的主要釉色,其中梅子青色相对较少,以豆青色为主。”张志清介绍,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龙泉青瓷,装饰工艺方面,印花、贴花、刻划花较为常见,点彩器也很多,多见于罐和高足杯。装饰题材丰富,可辨识的至少达100种,印花图案与各类文字内容繁多,为判断遗物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遗物特征来看,樊村泾遗址出土瓷器主要来自龙泉地区,器型多与龙泉东区产品相似,少数与南区相近。整体上,南区产品质量较高,推测优质产品多被作为贸易商品外销。遗址中发现的某些铭文也反向印证了其来源方向,部分铭文款识与龙泉东区窑址中所见名字相符,对进一步探寻相关窑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遗址中龙泉青瓷数量庞大,因此推测该地应为龙泉青瓷的商品贸易与终端集散地。他推测樊村泾遗址所见瓷器可能有两个流向:一是沿近海航线北运至北方地区并向周边扩散;二是经海路输往辽东地区。
樊村泾遗址是中国陶瓷考古与城市考古的双重重大发现。出土遗物时代特征明显且集中,主要为元代中晚期。因发现有明确“至元四年”纪年款,对补充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的标型器体系及构建标本库具有重要价值。
张志清最后总结说,樊村泾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寻龙泉相关窑址提供了反向思路。从各窑口遗物比例来看,反映出龙泉窑在元明时期已达极度繁荣,并在当时中国陶瓷贸易中占据绝对主流地位,成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重要引擎之一。
郑建明立足窑址与生产端的考古研究,系统剖析了北宋晚期龙泉窑的扩张及世界性窑场的初步形成。
郑建明表示,关于龙泉窑的传统认知多认为其兴起于南宋晚期至元明时期,其“天下龙泉”的对外影响力也常与元明时期的大规模输出绑定,但从窑址与生产端考古研究来看,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北宋时期龙泉窑已初步形成世界性窑场,这一阶段此前未受到足够关注。
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可大致划分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龙泉窑以淡青釉瓷器为主,烧造中心集中在龙泉金村地区,产品风格与越窑有着密切关系。到了北宋晚期,龙泉窑迎来了历史性的蜕变,一种胎质细腻、釉色翠绿的“翠青釉”瓷器应运而生,其胎釉品质较早期淡青釉实现了根本性突破。这种翠青釉瓷器以精细的刻划花为主要装饰特色,题材多集中于团菊等纹样,部分器物体量大、工艺精湛,展现出极高的烧造水平。从技术溯源来看,此次工艺革新与耀州窑的窑业扩张密切相关,而烧造上则采用浙江本土的M型匣钵单件装烧工艺,这一窑具体系也成为区分龙泉窑系与其他窑系的重要标识。
“工艺的突破直接推动了窑场规模的扩张。”郑建明介绍,北宋晚期,金村地区的窑址数量从早期的寥寥数处快速增至20多处,成为龙泉窑无可争议的核心烧造中心。无论是产品质量、器物种类,还是刻划纹饰的精细程度,金村窑址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以此为起点,龙泉窑的窑业技术开始向周边快速辐射。首先向内扩展至龙泉大窑、石隆等地,随后沿瓯江而下,延伸至龙泉东区,构建起本地窑业网络。
跨区域扩张则形成了东北、西南两大传播路线,最终在浙闽赣地区构建起庞大的窑业体系。东北路线以龙泉东区为起点,一支沿瓯江顺流而下,经青田、温州北上至黄岩沙埠;另一支从丽水向西北延伸,进入金衢盆地东部边缘,武义抱弄口、金华铁店等大批窑址相继兴起。西南路线则从庆元进入福建浦城、松溪,沿闽江水系形成九龙窑址群,随后继续向闽江下游及闽南三角洲扩散,同时辐射至江西上饶高庄、浙江泰顺玉塔等地。
他特别提到,在扩张过程中,龙泉窑的窑业技术呈现出融合发展的特征。浙江本土及闽北部分区域坚守M型匣钵单件装烧的核心工艺,而向福建南部、江西延伸的区域则吸收当地技术,开始采用漏斗型匣钵,形成两大窑具体系并存的格局。
窑业规模的扩张与技术的传播,同步推动了产品的广泛流布。从国内出土情况来看,北宋晚期龙泉窑翠青釉瓷器的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北至山东板桥港口、都城开封州桥遗址,南达北部湾、香港、澳门、广州等地,沿江沿海及大运河沿线均有发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贸易通道,这些瓷器已成功输出至海外,日本博多遗址及东南亚多地均有出土,部分产品还通过沉船遗迹得以证实,其海外影响力远超以往认知。
郑建明最后总结道,北宋晚期的龙泉窑凭借翠青釉产品的创烧成功,完成了从地方性窑口向全国乃至国际性大窑场的跨越。伴随着以金村为中心的北宋龙泉窑产品走向世界,由此奠定了金村、大窑等龙泉窑中心窑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大宗商品最重要来源地的重要地位。
刘团徽结合温州朔门古港考古发现,阐述了龙泉青瓷在海丝贸易网络中的主角地位,实证了温州作为龙泉青瓷大规模外销起点港和海丝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地位。
温州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黄金海岸线的中段,是一座拥有千年通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于一体,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宋元港口迄今唯一完整的历史遗存,填补了海丝申遗港口类遗址的关键缺环。
刘团徽介绍,在出土文物中,备受关注的就是大量的瓷器类产品,目前采集量已超过了30吨,已完成整理瓷器10万余件,主要包括青瓷、青白瓷、酱釉瓷、黑釉瓷、彩绘瓷、白瓷、青花瓷等。器类方面,主要有碗、盘、盏、碟、洗、炉等20多类,其中又以碗盘类器物居多。
从地区来看,浙江窑厂占据主导地位,最主要的是龙泉窑,还有瓯窑、沙埠窑以及越窑等;福建窑厂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包括义窑、连江窑、德化窑、建窑等;此外,还有江西景德镇窑、广东奇石窑,以及北方耀州窑、磁州窑、当阳峪窑、定窑等。其中,龙泉青瓷的总量大约有5.5万件,总量占比达到了50%以上;在青瓷里面的占比达到7成以上;在瓷器堆积带总量占比可以高达9成以上。
刘团徽介绍了朔门古港从北宋早中期到明代中晚期出土瓷类器物的情况,印证了不同时期销售差异与龙泉瓷核心产区的兴衰历程。
北宋早中期,出土的器物种类较少,以当地的瓯窑产品为主,龙泉青瓷也有,但是不多,这跟当时瓯窑处于高峰期、龙泉窑处于初创发展期的发展阶段比较一致;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瓷器产品的组合快速增多,以龙泉青瓷为核心,各系列器类丰富,碗类器物流行双面篦划、双面篦点的装饰技法,还有垫饼垫烧的装烧方式,跟龙泉东区的产品基本一致;从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出土的瓷器数量非常多,窑场组成变化不大,数量占比略有差异,龙泉瓷依旧是数量最多、品类丰富,温州当地产品次之,江西、福建瓷器占比有所减少;元代中晚期到明代早期,出土的瓷器数量多,窑场组成变化较为明显,龙泉窑仍居出土瓷器数量之最。
刘团徽认为,朔门古港大量龙泉青瓷的发现,也为探讨其运输销售和来源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第一是定位遗址的功能,证实港口历史。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大量出土的龙泉青瓷,不仅是判断遗址、各类遗迹现象功能性质以及年代的重要依据和标尺,也为厘清温州作为千年商港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实证。
第二是确立外销起点,彰显枢纽地位。从外销网络来看,温州作为北宋晚期到明代龙泉瓷外销的始发港,在销售环节、运输方式、时间跨度、瓷器品类、输出规模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是龙泉瓷大规模外销的第一港,是天下龙泉盛世场景的直接推手,凸显了温州在海丝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第三,往内陆追溯源流,联动整个产销体系。这里出土的大量标本主要来自龙泉东区,也有部分来自南区和外围的窑厂,与龙泉瓷核心产区的兴衰历程非常一致。销售兴盛,直接推动了龙泉瓷生产与工艺技术的演变和传播。
刘团徽最后说,宋元时期,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运瓷船舶往来如织,瓯江成为了当时龙泉瓷外销的主航道。依托母亲河瓯江航道,还有下游温州港的联动,进一步确立了龙泉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内陆起始地的历史地位。
谢西营结合近期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从宏观水系到微观遗址,系统梳理了龙泉窑瓷器通过古道、码头连接瓯江,最终走向海内外的外运脉络,还原了这一“海丝”瑰宝的传播路径。
谢西营的分享围绕问题缘起、瓯江与龙泉窑的宏观关联、窑址与古道码头的微观衔接及结语四个部分展开。学界以往多关注龙泉窑瓷器从瓯江出海后的远洋路线,而本次研究主要聚焦瓷器从窑址通过古道、码头汇入瓯江的关键环节。
从宏观视角来看,瓯江水系是龙泉窑外运的核心动脉。瓯江干流涵盖龙泉溪、大溪等河段,支流遍及丽水、温州全境,包括松阴溪、好溪、小溪、楠溪江等,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龙泉窑系窑址沿这一水系密集分布:干流龙泉溪沿线有龙泉南区(含大窑、金村等知名窑址)、东区窑址群;往下游延伸,丽水莲都有元明时期的保定窑址群,分布于通济堰沿岸;温州朔门古港则成为瓷器出海的重要枢纽。支流流域同样窑火兴旺,松阴溪旁有遂昌湖山窑址群,好溪沿岸分布着缙云大溪滩窑址群,以及楠溪江流域的永嘉马鞍山、桥头窑址等均生产龙泉风格瓷器。
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与交通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比如在资料中记载有,元祐七年,郡守关景晖主持治理瓯江险滩,“毕合百六十有五滩,龙泉居其半”,经整治后“尽成安流,舟昼夜行”,为瓷器外运打通了关键通道。“北宋晚期龙泉窑能发展为世界级窑场,通畅的水运交通是核心支撑。”谢西营介绍道。
微观视角下,窑址周边的小型码头(埠头)与古道构成了外运的“毛细血管”。结合我国第三次、第四次文物普查成果,考古工作者在龙泉窑址周边发现了大量配套码头。龙泉南区的金村码头、小梅码头、大梅口码头等,东区的临江码头、梧桐口码头、安仁码头等,均分布在窑址核心区域。其中,金村码头是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该码头依水位变化设五级平台,铺设卵石路面,还留存疑似台阶路遗迹,出土了从北宋中期到大民国时期的各类龙泉窑瓷器,完整构建起龙泉外运的年代体系。
古道则成为连接窑址与码头的关键纽带。谢西营介绍,大窑、金村一带至少存在三条主要古道:大窑至金村古道连接金村码头,沿途保留有石板路及窑夫歇脚的九思亭等遗迹,亭内梁架尚存清代墨书;大窑垟岙头经石隆至茶丰古道,1928年陈万里先生调查龙泉窑时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周边发现了多时期瓷器碎片;大窑至高际头再到查田古道,可通过炉溪直达查田码头。这些古道均为石板铺设,沿线散落的瓷器残片印证了其运输功能。
谢西营在结语中说道,龙泉窑瓷器尤其是大窑、金村产区的产品,通过三条古道分别抵达金村、查田、茶丰等码头,经小型埠头汇入瓯江,最终抵达温州朔门古港,销往国内及海外市场,充分印证了大窑—金村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内陆的重要起始地。他表示,后续将进一步探讨窑厂变迁与古道的历史关联,通过梳理古道串联模式,构建龙泉窑外运的运营体系,为相关文旅项目开发提供学术支撑。
陈士松结合自身参加“南海Ⅰ号”发掘以及现在正在做的整理工作,以龙泉窑系青瓷产品为切入点,带来了“南海Ⅰ号”所见龙泉窑系青瓷产品及其航海背景的分享。
据了解,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与江门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时,意外在一艘宋代商船中打捞出200多件瓷器,瓷器属宋元时期风格。考古界认为可能与海上丝路有关,引起世界瞩目,该船被命名为“南海Ⅰ号”。
陈士松介绍了“南海Ⅰ号”出水龙泉窑系青瓷产品包载分布与分类研究。根据多年的考古挖掘,考古队发现“南海Ⅰ号”船舱保存比较完好,从船头到船尾大概有15个船舱,船首位置的船舱有点残缺。龙泉窑系的青瓷广泛分布于船上。舱船首部分码放了一些成排的产品;5舱中的左中右各小舱都有龙泉窑系青瓷;7舱还码放一些平面的、纵向的龙泉窑系青瓷;在8舱的一些小仓里,可以看到一些成捆的龙泉窑系青瓷。
通过图片可见,船上的龙泉窑系青瓷产品器型,主要是碗、盏、盘、碟等,也有少量的钵、瓶,烧造的釉色都比较精美。上面的装饰以刻划为主,植物类纹饰较多,如荷花、牡丹纹、蕉叶纹等,以及龙泉窑常见的卷云纹。部分盏、盘、碟比较精美,有些是菊瓣型的,有些带有花口、圆口、葵口,以及葵口出筋。还有一些是素面的,内外没有装饰。
陈士松介绍,“南海Ⅰ号”出水龙泉窑系青瓷产品主要分为龙泉窑与福建仿龙泉(土龙泉)两类青瓷产品,具体区分还要依据后续的比对或科学检测分析。出水福建仿龙泉窑口主要有南安罗东窑、莆田庄边窑、松溪回场窑。此外,出水磁州窑青瓷数量很少,是其非主流产品,可能受龙泉窑工艺影响。
他还介绍了“南海Ⅰ号”中青瓷的包装形式。龙泉窑青釉碗盘碟、南安罗东窑青釉大盘(碗)、莆田庄边窑青釉碗、松溪回场窑青釉大盘(碗)等基本上10件成组,很多发现有藤草、稻草或者草叶类垫隔痕迹。装载上,此类陶瓷器一般侧立而放,有些两组口口对扣成一扎,或横放,或纵放,或仰置。值得注意的是,青瓷碗同器形、同尺寸相套,还有很多40多件成组,开口顶端碗口内装小碗、钵,外表发现竹条捆扎、竹篾固定痕迹。或倒扣,顺应舱室、舱区空间而上下堆叠。
陈士松还从五个方面梳理了龙泉窑系青瓷产品外销的航海背景。在政治方面,当时西北陆路受阻,南宋政府实行鼓励海外贸易政策,继续强化市舶司制度,支持沿海巡检司打击海盗、维护海疆、护航丝路。在法律方面,已形成市舶条法。在经济方面,当时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经济发展,内陆的水运、陆运,沿海的近海航运,连成了立体的交通网络,还有海外市场对陶瓷器的需求。在技术层面,造船与航海技术进步,指南针的应用,有成熟的贸易网络。在精神文化层面,因海而生、向海而兴是滨海社会的文化传统,他们致力于向海外开拓。
总的来说,龙泉窑系青瓷外销,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交通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陈士松表示,现在已经发现并公开“南海Ⅰ号”货物中龙泉窑系的产品有18万件套,整理数据还在不断更新中。这些都充分证明龙泉窑是海上丝绸之路内陆的重要起始地。j9.com官网